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延安，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孕育形成了伟大的延安精神。在这期间，延安电影团的工作者克服重重困难，拍摄了许多珍贵影像，也留下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为我们了解和感悟那段光辉历史提供了重要参考。本期我们刊发有关延安时期的部分影像及亲历者的自述，以期与读者一起重温峥嵘岁月、体悟延安精神。
——编 者
烽火从影路
■程默
1946年，在延安枣园窑洞前，程默（右）给毛主席拍照。程京京提供
1931年，刚满15岁的我进入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学习摄影。在“十月革命”思潮传播的影响下，我观看了在上海影剧院上映的《沙皇铁蹄下的苏联人民》《夏伯阳》等影片，萌发了对革命的向往。1937年日军入侵上海，我在地下党陈波儿同志的介绍下，走上了追求革命的道路，成为“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一队”队员。我随队闯南京、奔开封、下武汉，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抗日的烽火》等街头独幕剧，鼓舞百姓奋起抗战。
1940年到重庆后，经钱筱章介绍，我很快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取得联系，开展与进步影剧界人士联络的工作。1943年因我的身份暴露，组织安排我北上延安。到了延安，完全是到了一个新天地！两个月后，我被分配到延安电影团。在那里，我见到了吴印咸、钱筱章等同志，大家一见面都乐了：“革命同志加上革命同事，亲上加亲！”
当时，毛主席就住在我们对面，中间隔一条延河。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很关心爱护同志，常邀请我们一起吃饭。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我总想多拍一些反映毛主席工作和生活的镜头。每次请示，他总是说：“你们要节约一些胶片，多拍一些战士和群众，多拍一些新人新事不是更好吗？”我只好请求周副主席帮忙。
一次，毛主席正在窑洞里聚精会神看地图，我想抓拍主席的工作照，又怕打扰主席思考，就在窑洞外的窗户边偷拍。不一会儿，毛主席听到了摄影机的声音，边整理衣服边走出窑洞说：“我一听到机器声，就知道是程默来了，因为机器一响，程默就不沉默了。来拍吧，要不你也完不成任务，不好向恩来交差哟。”
在延安，我不仅拍摄了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指挥革命的镜头，还有他们赴重庆谈判、转战陕北、行军途中等珍贵历史瞬间。此外，我还拍摄了陕北人民打游击、送公粮、抬担架等支援前线的生动画面。1945年底，电影团奉命去往东北建设新的电影基地。我作为电影团留守人员之一留在延安。
1946年，在筹拍陈波儿同志编写的《边区劳动英雄》影片前，我和周从初被派往上海购置电影器材。在进步人士的帮助下，我们秘密弄到了一台小型电影摄影机和部分胶片、照明等器材。我立即向周副主席汇报。周副主席听后非常高兴，当即指示我带着来之不易的电影器材，与他一同乘专机飞回延安。在飞机上的两个小时，周副主席谈到人民电影和党的事业的关系，强调人民电影事业的每一步成长都和革命形势的发展息息相关。
回到延安后，我们就开始拍摄《边区劳动英雄》。开拍才2个月左右，就因战争被迫停止了。1947年3月，延安保卫战打响了。宝塔山下杀声震天，民兵训练热火朝天。西北局领导根据形势的需要，指示电影团留在延安的同志立即组成一个摄影队开赴前线。
8月下旬，沙家店战役后，我和凌子风奉命去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朱官寨。到达朱官寨时已是晚上10点多，每个窑洞都亮着灯，中央的同志们仍在紧张工作。第二天，周副主席和陆定一同志在百忙之中接见我们，讲到中国革命已到了“由防御转到进攻”的关键时刻，指示我们要尽可能用好“手中武器”，多记录一些有意义的资料。在朱官寨工作期间，我拍到毛主席、周副主席和任弼时等同志的许多重要历史资料。1947年9月，我们摄影队完成了电影团委派我们留守延安和边区进行拍摄的任务。
对于从西北战场上拍摄的重要资料底片，我担心时久变质，原打算到东北电影厂冲洗，后决定改在华北电影厂冲洗。我对洗胶片虽称得上是内行，但由于设备简陋，只能改用“土办法”：在普通的民房门窗上挂块黑布就是暗室，显影、水洗、定影全都是用普通的水缸和木槽，将一串串底片缠在木架上冲洗。干燥工作更是有趣，把老乡的土炕加热升温，底片像晾晒挂面、粉条似的挂在房间里逐渐干燥。大家都主动给予我帮助，总算把那批长达近5000米的底片冲洗出来了。当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骑战马转战陕北、拄杖行军等珍贵历史画面得到清晰呈现，大家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1948年秋，济南战役即将打响。我和张一光等同志接到前去拍摄的任务后，背起了“家伙”，乘车出发。我告诉自己：在战场上，要想为人民拍摄到珍贵的、有意义的战争资料，首先要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其次要熟悉情况，只有和官兵一起生活、亲身参战，在实际工作中和各级指战员密切配合，随时适应战争的发展变化，灵活机动地从各个方面去拍摄，才能更深刻地认识战争，记录下历史的重要时刻。
紧接着，太原外围战打响，组织派我们去九兵团执行摄影任务。兵团宣传部部长任白戈同志向我们介绍过太原前线敌我双方的军事部署后，不忘嘱咐我们：“战斗特别危险，要十分注意安全。”攻城战斗那天，我们摄影分队的同志们都焦急地等待冲锋号的吹响。当前线司令部接到军委“迅速突破城垣”的指示后，我军的大炮便以雷霆万钧之势，对太原城发起猛烈轰击。我们紧跟指战员，搭梯冲上城头，冒着枪林弹雨将镜头对准高举红旗的战士。部队的高昂士气鼓舞着我。战斗中，我们利用各种地形，借炮坑、低坡作为掩护，抢拍了不少战斗场面，如突击队战士飞跃突破口、在敌人城堡插上红旗等精彩画面。当红旗迎风飘扬在太原城上时，我们真是激动万分。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2月3日，人民解放军在北平隆重举行入城式。为真实记录入城盛况，我们摄影组根据上级要求，明确了拍摄任务和指导思想，“要把雄伟的我军入城式拍得气魄一些，从而体现人民革命战争这一历史性伟大胜利的到来”。为体现出这一主题，我选择了气势雄伟的前门楼、景山、天安门等建筑来烘托北平这座古老城市的特色。
上午9时，激动人心的场面到来了：悬挂着毛主席、朱总司令肖像，满载着战士的一辆辆汽车由永定门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北平。雄伟的坦克部队、矫健的骑兵部队、严整的步兵部队在沸腾的群众中陆续通过，欢乐的群众纷纷涌上来与解放军战士握手。我撒开腿到处找拍摄点。有的镜头从高处拍摄效果会很好，我就一会儿跑到高楼上，一会儿爬上提前搭好的高架子。为了抢拍镜头，我们还要随时登上炮车，在行驶中抓拍。解放了！手中的“家伙”岂能再沉默！
在拍摄《开国大典》大型纪录片中，我有幸用镜头记录下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一历史时刻，伟大而洪亮的声音响彻云霄，震撼世界。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那一刻我永生难忘。
后来，我所拍摄的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各中央领导同志的活动影片、生活照片，以及各战役战斗影像，被《毛泽东主席照片选集》《怀念》《共和国十大将军》等几十本画册选用，也有不少照片印在邮政首日封或刊登于报刊上，还有一些照片被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延安革命纪念馆、重庆市档案馆等多个展馆。
我的从影路，是在战争的烽火中走过来的。在革命的风雨中我受到了教育，得到了锻炼。在革命及从事摄影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这代新闻电影工作者为党的电影事业积累了宝贵的历史资料，这也是中国电影事业赋予我们的伟大历史使命。
（本文由程默回忆文章摘编。程默之子程京京提供）
